刘备的日常131 春秋决狱
郑玄入主蓟国太学坛，不啻一记晴天大霹雳。震动天下，影响深远。
先前，陈寔六子之中，元方季方，同为博士祭酒，余下四子各为太学博士。四少师转入王子馆后，便由陈纪等人共管太学坛。然无论从学识、声望等，诸多方面，尚无法与四少师比肩。今有大儒郑玄携门内千余弟子入学坛。
众人皆心悦诚服，亦长出一口浊气。
《郑学》随之风靡。
除百万言的《郑学》，郑玄更大的贡献，源自“引经注律”。即用“儒家思想去解释法律”。
礼法和道义，孰高孰低。上升到理论高度，称之为“春秋决狱”。
“春秋决狱”之称谓，最早见于《后汉书·应劭传》：“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。于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，动以经对，言之详矣。”
一言蔽之。春秋决狱，乃是针对“无法可依”，或“虽依法但有悖于道义伦常”的特殊案件，依据儒家经典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尤其以“《春秋》大义”来决断的断案方式。
前有“缑玉免死”，今有“赵娥免罪”。皆源自“春秋决狱”。
核心有二：
其一，论心定罪。
董仲舒在其《春秋繁露·精华》中言道：“《春秋》之听狱也，必本其事，而原其志，志邪者不待成，首恶者罪特重，本直者其论轻。”《盐铁论·刑德》亦有：“故《春秋》之治狱，论心定罪。志善而违于法者免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。”
究其意，一是“本其事”，二是“原其志”。“事”，指犯罪事实；“志，意也，从心。”指行为人的犯罪缘由及犯罪动机等主观因素。类后世“主观故意”。
其二，出礼入法。
“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”。“春秋决狱”正式开启了以礼为法的“礼法时代”。后世“引礼入法”或“儒法结合”，正是“春秋决狱”首开先河。与之相对应，“引经注律”亦逐渐风行。自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本不屑于诸子百家的儒家，对法家态度骤变。“法律之家亦为儒生”，更有“治律有家，子孙并世其业，聚徒讲授至数百人”之现象。
“引经注律”，今汉更是盛况空前。
“后人生意，各为章句。叔孙宣、郭令卿、马融、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，家数十万言。凡断罪所当用者，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，言数益繁，览者益难。天子于是下诏，但用郑氏章句，不得杂用余家。”
后历经魏晋及南北朝，作为古法代表之《唐律疏议》，集前朝立法之大成。“一准乎礼，而得古今之平”，标志“礼法时代”的降临。
时下的儒法结合，又被后世形象的称之为：“儒皮法骨”、“外儒内法”，不一而足。
“但用郑氏章句，不得杂用余家”，仅此一句，足见一斑。
郑玄的到来，让蓟国提前步入“礼法时代”。
且与后世只剩“儒以文乱法”不同。蓟国多豪杰，太学坛又是广开言论，杂糅百家之地。于是乎，郑玄入主太学坛后，吸纳了诸如“兵家”、“墨家”、“杂家”、“农家”、乃至“方技家”、“阴阳家”等。集百家之长，编撰了《郑氏章句》及《蓟（国）法》。成为旷世经典。
此都是后话。
此时此刻。一心只想着平定半岛的蓟王，根本无从知晓。郑玄出仕蓟国，有多重要。
根本无法估量。
汉末多大儒。且多隐居不仕。究其原因，正如郭林宗所言：“吾夜观乾象，昼察人事，天之所废，不可支也。”
换言之，汉朝国祚不继，非人力所能及。于是，名士大儒，宁与汉同亡，亦不肯屈身从贼。另谋出路。
前有郭林宗，后有郑康成。诸如管宁之流，更不在少数。
一言蔽之，人心向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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